在距今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这里曾是杨侯国的所在地，它位于山西省的南部，临汾盆地的北端，直到公元年才有了今天这个名字——洪洞。
背负着家族的使命，年的10月1号，江苏丰县刘氏家族的三位老人来到了洪洞，住下之后他们就急匆匆的赶往位于洪洞城北的大槐树祭祖园。大槐树祭祖园和一个传说有关，在祭祖园内的寻根咨询处，范所长和刘副所长接待了来自江苏的这三位刘氏老人，在老人们随身携带的旅行包里装着一套厚厚的家谱。在这套名为黎兆堂刘氏家谱中清晰地记载了他们先祖的出处‘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雀窝’，江苏刘氏的三位老人期望能在洪洞寻根问祖，将家谱的源头续上。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根的意识一直非常的重。叶落归根就是这种意识的一个形象写照，在大槐树祭祖园里，络绎不绝的寻祖者和观光客，几乎也都是抱着同样的想法。从五湖四海来到洪洞的人们，似乎都在证实着那个传说的真实存在。然而，翻开洪洞的地方志，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关于历史上那次移民事件，历代的洪洞县志几乎都没有记载，也就是说，在民间影响巨大的洪洞移民，在他的发生地却被忽略甚至遗忘，那次移民事件真的发生过吗？真有那么多人从大槐树下走出吗？
专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复旦大学葛教授说到：“明史中与洪洞有关的山西移民最早的记载是年。也就是距今多年前的明洪武6年，文字只有短短的一行‘六年，徒山西、正定，民屯凤阳’”，在明史和明实录等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查出与山西有关的移民共有18次，其中洪武连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历史似乎以另一种方式表述着那个传说的存在。
作为一名出生在山东民间的研究者，黄泽岭在传说的熏陶下，将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了对移民痕迹的寻找上。这种痕迹，也许是家谱，也许是祠堂，也许是当年存留下来的实物或者传说，他认为这些来自民间的实物或者传说应该算是更确凿无疑的证据。在他现在生活的地方河南濮阳，遍布乡村的村碑、族碑描述的家族或者村庄的出处几乎都是一样的。明朝的洪武，或者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前来。在濮阳市区西白仓翟氏祠堂的一块石碑上，他看到了这样一段叙述，‘恕我翟姓，本山西平阳府洪洞县野雀窝人也，自明初洪武夺地迁民’。这是又一个非常清晰的从洪洞迁来的家族移民记录。在供奉宅事先组的排位旁，一个被称为暖格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木质的暖格是古人用来释放家族先祖先辈的神器。翟氏后人称这是从明代传下来的东西，也许就是先祖从洪洞带过来的。显然，这些记载似乎都在证明明朝的山西大规模移民事件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山西为什么会成为移民的一个重要来源呢？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是战争导致了这一次战后生产力的重新布局。据史料记载，公元年山西人口达到了万，是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葛教授惊奇地发现，位于太行山与黄河中游峡谷之间的山西，有着特殊的地理优势。东是险峻的太行、西有吕梁的阻隔、南是黄河天堑、北有浩瀚的大漠。这样的地势使得山西很少受到大的战乱波及，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分裂或战乱发生，山西就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迎来一个经济相当繁荣的阶段。那么，这样的一块风水宝地为什么还要向外移民呢？洪洞流传的一个故事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
霍山脚下的霍泉，在洪洞与赵城没有合并之前是两县共用的重要水源，为了争水经常引起械斗甚至伤亡，焦头烂额的地方官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在霍泉的分水处摆上一个烧得滚烫的油锅，然后投入十枚铜钱。两个分别代表着各自县利益的壮汉，赤膊下到油锅里去捞抢，结果，赵城捞到七枚，洪洞捞到三枚，于是霍泉的分水方案就顺理成章的出来了。这个经历了几百年风雨的分水亭，一直忠实地遵守着当时的约定。类似的争水情况在山西各地都时有发生，事实上，一旦战乱平息，水资源缺乏的山西也就丧失了它的地理优势，而密集的人口却又开始成为了它的发展障碍，对于山西的人口大县洪洞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在民间战乱还未结束之时，自发的移民就已经开始，江苏刘氏家族的迁移就属于这样一种原因。在完成了元末王朝更替的战争之后，针对中原的凋敝荒芜，朱元璋接纳了大臣的意见从山西进行大规模移民，那么，从大槐树底下到底迁出了多少人呢？
据史书记载，明初的移民从年开始，到年结束，历经三朝，近50年的时间，牵涉山西51个县。其中，现在祭祖园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的一个寺庙——广胜寺，相传寺旁有一棵汉槐，树身需要几人合围，根据文献通考的记载，在明初移民之时，明政府在洪洞广胜寺的驻员分发盘缠，寺前的大槐树，也就成为集合的标志之物。换句话说，位于交通要道的洪洞，除了作为移民的迁出地之外，还成为山西移民外迁的一个重要集散地，来自山西各地的移民纷纷聚集到了洪洞的大槐树下，然后又从大槐树下迁移到那些未知的他乡，根据当时的移民政策，同宗的兄弟不能迁于一处，于是他们打烂铁锅，各执一片，作为日后相认的凭证，或者干脆改名换姓。
这些不辞辛苦从洪洞出去的山西移民，最后到底迁往了何处呢？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有超过2亿的汉族人的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吗？关于这次移民，除了史籍和家谱的记载外。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在一个初秋的日子，黄泽岭得到了一个消息，在豫鲁交界的山东莘县有一口据说是从洪洞广胜寺冲下来的古钟。虽然将信将疑，但他还是决定去实地探寻，因为莘县的所在正是黄河故道的范围，而冲毁了广胜寺的汾河，就是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在莘县粮库杂草丛生的后院里，他看到了那口大铁钟，按柱中的年代推算是年，与广胜寺残留下来的石金床的年代相同，巧合的是这口硕大的古钟恰恰也掩埋在一棵槐树的身边，他认为这口古钟应该与广胜寺有一定的联系。民间的传说似乎也在印证这个说法，当地的一些老人几乎都声称自己来自洪洞。古钟是否来自广胜寺也许会是一个永远的谜，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根据史籍的记载，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战乱影响最大的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等地，而古钟恰好处在这个区域之内。
从江苏千里迢迢来到洪洞寻根的刘氏家族的三位老者，在刘副所长陪同下，来到了洪洞县档案馆，这里恰好保存了一套完整的苏堡刘氏家谱。苏堡是洪洞的一个大镇，洪洞现有的刘氏有三大支，江苏刘氏判断他们这一支应该和苏堡的刘氏有一定的联系，原因是他们的先族取的是尹氏。而刘姓和尹姓恰好是洪洞苏宝的两大姓氏，然而对照的结果却使三位来自江苏的刘氏老人感到失望，两本族谱没有相同的东西，大槐树祭祖园的刘副所长却并没有感到意外，这样的场面他不止一次遇见过，但那个缠绕在他心中的困惑。却越来越强烈，为什么这些移民的后羿在洪洞很难找到自己的根呢？
那些自称为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人，真的能在洪洞找到自己的根吗？江苏的流逝和河南的崔氏以及遍布全国多个县内将近2亿的汉族人，真的来自于洪洞的大槐树吗？它是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它是一个关于移民的笼统的概念。多年来，在民间大槐树，移民后裔们在洪洞的寻根几乎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江苏刘氏的这三位老人，就是担负着家族寻祖归宗的愿望来到洪洞的，与此同时，在河南的土壤也在发生着一次相似的寻找。
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结果。生活在上海的葛教授在他主编的中国移民史中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人口的流动加速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活动，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正是一部移民的历史，在所有的洪洞移民传说中，大槐树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词汇。在年出版的洪洞县志中，对那棵大槐树的存在做了这样的记载，同时很具体地描述了他的位置，那棵传说中的大槐树早已被泛滥的洪水冲走了，只有一块刻着古大槐树字样的石碑矗立在它的遗址处现有的两棵槐树。据说就是那颗古槐同根滋生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大槐树移民的确切去向，更无从知晓他们到底有多少后人，但那棵消失的大槐树，还会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