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有这样一句话：“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他用这句话来形容写作之于他的意义，他在写作中遨游，在书写的过程中体验无数次人生。
写作正是作家探讨外界和自身的过程。自古以来，这个理念被众多文学大家所持有。王咸也正是将写作作为内化过程的代表作家之一。
王咸，年生于山东莘县，现居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社资深编辑。写作二十余年，厚积薄发，精选七篇小说，合编为小说集《去海拉尔》于年底出版。
《萌芽》杂志曾经邀请王咸作访谈，询问他在不发表作品的空白时期在做些什么，王咸回答，他在以编辑的视角观察，观察作家、观察生活、观察文学。正是这样积年累月的观察，才造就了王咸与众不同的文章风格和写作视角。
曾获年茅盾文学奖的格非这样评价王咸的小说：“王咸的小说对中国当代叙事有两个重要的贡献，其一是谦卑而冷静地面对自己真实的日常生活，其二是在尽可能去除掉多余的戏剧性的同时，在暗中增加它的密度和强度。”
正如格非所言，王咸的文字冷静而谦卑，同时又有密度和故事强度，与中国当代的流行畅销作品不同，王咸的作品有着极大的能量，被人称为“被雨洗过的世界”。
故事旁观：七个被雨淋过的世界
《去海拉尔》收录了七部短篇小说，从云南来到上海追逐梦想的文学青年，最终却寄人篱下；因为儿子智力障碍，而不得不依靠算命婆婆的父亲；表面平平无奇却历经几次生死劫难的文字编辑……
在王咸的笔下，生活是平庸无奇的，而生命之所以多变，是因为无论身处何处，无论何时何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王咸以他细腻却有力的文笔，向我们拉开了一扇都市生活的大门，在这扇大门背后，生活如一场倾盆大雨，大雨之中，悲欢离合，尽在伞下。
王咸在采访中曾经说，自己之所以在四十岁才发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是因为在自己作为编辑的二十年之中，一直在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王咸的大多数小说中，他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述故事。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王咸如都市中特立独行的行者，以沉默而客观的角度观察世事，他曾在《盲道》这篇小说中这样描述主人公文学青年小安：“况且他是个写小说的，而不是诗人，对生活的厌恶也好热爱也好，大概不会很极端。”他以平淡却戏谑的语气，描绘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之中四处碰壁的凄惨情态。
也许是身为文学编辑的理性，也许是来自男性独有的克制，王咸的旁观视角带着一种无所畏惧的勇士的既视感。王咸书写被书本知识糊弄的文学青年、书写受过高等教育却只能求助于神婆的无助父亲、书写隐退养猪的过期诗人……他把自己对于人生和世界的观察，对于现实和理想的思考全都放在这些人身上。
王咸曾经告诉人们，要有“向内生长”的写作力量。而何谓“向内生长”？以我之见，向内生长，是指永远保持观察世界、对内思考的能量和能力，唯有如此，写作才是有厚度的，才是深沉的。书写绝非人人可为的事情，而是一门艺术，唯有不断观察和思考，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文学作品。作为《收获》杂志的资深编辑，王咸深谙此道。
正如《盲道》这篇小说的结尾，“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王咸以旁观视角，将七个被大雨淋过的冷静却真实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
文学旁观：几场由外及里的思考
《去海拉尔》是一部关于写作状态的虚构纪实作品。有人曾经赞美王咸，说他在现在这个美好荒芜的时代里面，仍然在追求着文学的诗意和文学价值。然而《去海拉尔》这部作品追求的并不只是诗意和美，它有着更为深沉的写作动机。
王咸意在书写自己从文几十年的写作心路历程。王咸借自己笔下人物，将自己对于写作的观察和思考若隐若现地展示在这部《去海拉尔》之中。
在短篇小说《去海拉尔》中，王咸书写了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人李朝，追求先锋文学，追求文学上的更高成就，然而却被现实击垮，八十年代的他被安上“流氓罪”的罪名，而二十世纪的他被生活压迫，从“诗人”这一职业退休回家养猪。正如大多文人感叹的，在当今这个时代，诗歌已死，文学已死，现存的诗人大都没有上个世纪的诗人钟灵毓秀。诗人退隐养猪，文学已经被拉下神坛，这正是王咸所感叹的。
然而正如他在《盲道》中形容主人公小安的话：“况且他是个写小说的，而不是诗人，对生活的厌恶也好热爱也好，大概不会很极端。”
王咸是个写小说的，而并非诗人，因此对于生活的厌恶也好热爱也好，并不太极端。他对生活中的苦难和陷入泥淖的艺术虽然抱有感怀，但并不尖锐，他不夸大自己的情绪，但也并不回避事实。他在短篇《去海拉尔》之中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
有一天，他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说：“其实你可以写点东西的。”
我以为我的哪一个看法让他觉得很可贵呢。
他说：“随便写点东西，都会有人读的。”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你就不用这么孤愤了。”
王咸的笔锋戏谑，文学已经沦落，随便写点东西，都会有人读的。但是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的转变未必是坏事，随便写点东西，都会有人读，创作者与读者在现如今的交流已经是一件方便到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而创作本身就是一个双向的、互相交流的过程，因此“他”劝“我”，如果写点东西，就不用这么悲愤了。
在王咸看来，写作是一件感性的事情，可以随便就去做，书写者可以和读者交流，当然也可以和自己交流，不去发表作品只关心自己。小说家即是海子诗中“秋天深了，王在写诗”中的“王”，小说家就是自己世界的造物主，所以“他”劝“我”书写，然后就可以不用那么孤愤。
王咸的书写是一场由外及里的思考，王咸在作家和编辑的身份之间徘徊，旁观文学也书写文学，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妙绝伦的艺术体验。
生命旁观：一种向内生长的力量
海拉尔，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去海拉尔》这个名字，一听就属于北方，属于草原属于萧瑟肃穆的雨，然而书中所写的七个故事，却全部发生在上海，发生在烟雨蒙蒙的苏州河畔。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对比，烟雨雾蒙的上海却是残酷的现实，高远清冷的北方草原则是理想乡与乌托邦。
在《回乡记》中，主人公带着妻子和智力缺陷的儿子一路向北回到老家，从现实的泥淖之中挣脱而出，却要面对生活的种种微妙的不适。
在这篇短篇小说中，王咸在开篇即写主人公回乡的场景，妻子阿米说：“白杨树、麦田，麦田、白杨树。真单调，看到一棵其他的树都很稀罕。”单调往往意味着浅薄和枯燥无味，而这种无味甚至苦味，预示着主人公即将遇到的窘迫。这也是王咸对自己写作状态的一种表达。
王咸之所以写作，不止是单纯地因为想要抒发自己的表达欲望或者热爱文学，他的写作是为了探寻。
小说集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去买一瓶消毒水》，主角杜原身上正有着王咸的影子，同样是文学系出身，同样是文学毕业生。
杜原喜欢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却在探讨哲学的过程中发现文学的问题，“作家是靠不住的，这甚至影响了他对整个文学的态度——文学可不太严肃，作家就像儿童，经常异想天开，但却不负责任。”
而哲学却是负责的，它负责把人、物、事，安排在一个确定的位置上面，有无数逻辑和理论可以用于推断这个确定的位置。但是杜原却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中发现，也许生活也如同小说，并不完全符合逻辑。
文学、哲学、生活，这三者矛盾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让杜原困惑不已。
这也正是王咸所思考的。王咸的思考，正如呼伦贝尔的大草原，有一种高原地带独有的冷静和克制，但他并不求将这千万人都未能求解的问题在一篇短短的小说中做出回答，而是与自己和解。
中国的文人，往往或多或少都要受到一点儒家或者道家的影响，王咸处于两者之间，他的思想或多或少有一点道家“无为”的影子，但他却不追求避世，而是积极入世。
“他对学术的腐败和网络带来的写作迷狂痛惜之深，使他对写作有一种固本扶正的要求。”王咸始终认为写作有一种神圣性，这也是他数十年只发表七篇短篇的原因之一。
王咸的写作历程，是一种对自我的考察，他的写作是一种对内思考的力量。
《去海拉尔》这部小说的封底印着《回乡记》中的一段话：
阿米问我：“我总是忍不住想，我们会不会失去所有朋友。”
“不会的，”我说，“忍住就不会。”
王咸对于写作和人生的观点好像也正是如此，他隐忍又克制，理智又清醒，作为《收获》杂志的资深编辑，他保持着文人的自省自觉，在诗意浅薄的年代，仍然固执地用自己的文字来寻找自我、寻找诗意。